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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國家工業戰略2030》及其啟示

        來源:奧蘭電子科技 時間:2019-12-26 09:54:13 瀏覽量:
        來源:人民論壇網

        2019年2月,德國聯邦經濟與能源部發布了《國家工業戰略2030》,正如此文件的副標題所提示的,它旨在為德國及歐洲的產業政策制定戰略性指導方針。這份文件的目標在于,在日益加劇的全球競爭以及數字化迅速演進的背景下,捍衛或重新贏回德國工業的競爭力。圍繞這份文件,德國各界展開了熱烈討論,其核心涉及德國國家(政府)在發展面向未來技術領域究竟應扮演怎樣的角色。

        《國家工業戰略2030》:背景、內容及目標
        戰略出臺的背景。在戰略文件前言中,德國聯邦經濟與能源部部長彼得·阿爾特邁爾(Peter Altmaier)指出,戰略出臺的背景主要是市場處在迅速而又深刻的變革過程中,這具體包括日益加劇的全球化進程、大幅加速的創新過程以及世界上其他國家所推行的擴張型或保護型經濟政策,當前最核心的問題在于,如何在上述條件下持久維護與提升德國的富裕水平。

        戰略文件正文花了很大篇幅說明德國工業所面臨的挑戰,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
        (1)德國在技術和質量上的領先優勢在逐漸喪失,新興市場國家通過開發專門技術的全面方案、組建合資公司以及在歐洲實施企業并購等手段,迅速趕超德國企業,由此使德國企業承受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歷史上,德國就曾經丟失過一些曾經領先的領域,如今,對于德國區位的未來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汽車工業也面臨同樣的風險;
        (2)在平臺經濟的互聯網企業、人工智能技術實際應用的商業化、新生物技術等未來技術領域,德國發展滯后,迄今幸運的是,傳統工業例如汽車工業優勢的擴大彌補了德國在新興技術上的不足,但是,長此以往,并不能保證德國的競爭地位,因為傳統工業也日益受到數字化進程的影響;
        (3)德國及歐洲之所以急需一項產業政策戰略,也是因為德國及歐洲的主要競爭對手已經先知先覺,實施國家戰略,文件具體列舉了美國、日本和中國提出的振興工業的戰略及其重點促進和發展的未來技術領域。針對中國,文件特別提到《中國制造2025》戰略及其大力推動突破發展的十大重點領域,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并提出警告,中國正在出現世界級企業,這些企業在未來幾年會在技術上壟斷各個完整的工業領域,由此,良好運作的國際競爭也不再可能。為此,德國需要應對這種占領乃至壟斷新市場的快速擴張戰略。

        在德國,對于旨在為所有企業創建框架條件的產業政策,存在著較廣泛共識,而對于是否應實施干預性產業政策一直有爭議。阿爾特邁爾上述提到的德國工業所面臨的挑戰,都是在為其后文提出的干預性產業政策做鋪墊。之所以干預性產業政策在實際政治中時常扮演重要角色而且當下受到熱議,一般有三方面的原因可以加以解釋,戰略文件提到的出臺背景也可以歸入這三方面的原因之中:

        一是政治經濟學激勵,這是指政治決策者有直接干預產業結構的沖動,尤其是在出現不利發展狀況時,它可以通過促進特定行業或拯救單個企業,來描繪一幅清晰的目標圖景,從而為自己贏得選民支持。戰略文件也以德國傳統優勢產業和新興技術產業領域的競爭優勢的喪失作為干預的理由;

        二是本國國民經濟與世界經濟視角之間的趨異,這是指世界經濟視角審視下,有著特定成本結構和技能要求的某個工業生產領域外移到國外會更為高效,但是,從本國經濟視角看,這伴隨著價值創造、就業與收入的損失,由此受到負面評價,并成為實施干預性產業政策的理由。歐洲空中客車公司被認為是歐盟層面干預性產業政策的成功范例,阿爾特邁爾在戰略文件中也對此贊賞有加;

        三是當下顯著的結構變遷現象,這些不是傳統的漸進性結構變遷,而是動態的、顛覆性的結構變遷,首先可以提到的是氣候保護帶來的影響,面對其他競爭區位的氣候保護水平以及由此規制的附加成本低,國家就有了進行有組織投資的理由,例如戰略文件所提出的,為汽車工業投資生產電池;其次是來自中國、美國等經濟體的挑戰,尤其是鑒于2016年以來中國投資并購在德國的井噴式增長,德國政界在炒作新版“中國威脅論”,認為中國的投資并購行為是得到國家戰略支持的行為,并以此作為其收緊海外投資并購條例的依據。

        阿爾特邁爾在戰略文件中也以來自中國日益加強的產業競爭作為德國采取行動的依據;最后是數字化,在“工業4.0”框架下討論的數字化進程給工業的價值創造鏈帶來顯著影響,來自美國和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對德國成功的傳統工業企業的地位提出挑戰,數字化方面的迎頭趕上需要技術設施、跨企業的專門知識和適宜的規制環境,而這是單個企業無法承擔的,需要國家對數字化進程加以建構。

        戰略的目標與內容。戰略文件的核心是為在德國加強國家對產業結構的干預提供合法性。為此,阿爾特邁爾強調,在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演進過程中,一直有過國家對經濟的產業政策干預,包括1969年歐洲空中客車公司的建立,其后對單個企業的“拯救嘗試”(如Salzgitter、Holzmann、Opel、Quelle),一直到光伏企業的落戶以及半導體與微芯片的生產。但是,他也承認,國家的干預也有不成功的,因為這些干預過于短視,或者只聚焦點狀效應,而未履行戰略性功能。

        為此,他強調此番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做法,即明確定義,“在哪些情況下國家干預作為特例是合理、甚至是必要的,以避免給本國國民經濟與整體國家的福祉帶來不利”。具體而言,一國企業的單項決定的總合不足以均衡或阻止全球力量和富裕轉移所帶來的影響時,國家就要采取激勵型、促進型和保護型產業政策,這是指加強對創新技術的促進,以及對戰略重要性領域進行保護。

        戰略文件具體列出了五大目標:
        一是在國家、歐洲以及全球層面在所有重要的領域確?;蛑匦纶A回經濟與技術方面的能力、競爭力與工業領先地位;
        二是長期保障和提高德國國民經濟整體的績效能力,并由此保障德國公民的工作崗位與財富;
        三是提高工業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具體目標是到2030年德國國內工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占比從現在的23%提高到25%,在歐盟占比則提高到20%;
        四是明確在所有其他市場經濟選項對于實現前述目標不充分的情況下,國家干預作為例外、臨時手段以及在特別重要情形下是可以考慮的;
        五是德國與歐盟堅決抵制其他國家對市場經濟過程的肆意干預,并堅定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由此為全球社會市場經濟的發展做出貢獻??偨Y起來,這五點傳遞的是“一個目標”和“一個手段”:目標是提高德國以及歐盟的工業占比,增強工業領先地位;手段則是必要而又適當的國家干預。

        戰略文件指出了德國基于領先地位的9大關鍵工業領域,包括:鋼鐵銅鋁工業、化工工業、機械與裝備制造業、汽車及零部件制造、光學與醫學儀器制造、綠色環??萍疾块T、國防工業、航空航天工業以及增材制造(3D打?。?。除此之外,戰略文件還特別提到“基礎創新”和“創新速度”是“游戲規則改變者”(game-changer),并警告德國不能在未來技術領域,從“規則制定者”(rule-maker)淪落為“規則接受者”(rule-taker)。在此,文件認為,最重要的基礎創新領域是數字化以及人工智能的應用,具體包括平臺經濟、自主駕駛和醫學診斷,除此之外,文件還提及了其他的“改變游戲規則”的未來技術,包括“工業4.0”技術(機器與互聯網之間的聯網)、納米與生物技術、新材料、輕結構技術以及量子計算機的研發。

        在分析了德國工業的優勢和面臨的挑戰基礎上,戰略文件推導出了德國國家產業政策的參照要點。除了增強“關鍵領域”以及在“基礎創新”領域迎頭趕上外,文件還要求維護完整的價值鏈,以及增強工業中小企業,即所謂的“隱形冠軍”(hidden champions)。文件特別強調的是,要組建德國和歐洲的龍頭企業,以應對來自美國和中國等大公司的競爭。戰略文件特意列舉了一些企業,它們的持久成功對于德國經濟利益至關重要,包括西門子、大型汽車制造商、巴斯夫、蒂森-克虜伯、德意志銀行。文件得出的結論是,之所以德國和歐洲缺乏這樣的大企業,是由于現有的德國與歐洲的競爭法律以德國國內或歐洲的市場、而非全球市場為參照對象,為此要對德國及歐洲的競爭法律進行審查,必要時進行修訂。

        文件雖然指出政府出手禁止外資并購德國企業,只有出于抵御國家安全威脅以及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的目的,才是必要的,而涉及技術和創新領先地位的并購則主要是德國企業自身的事務,但是,在“非常重要的情形下”,國家(政府)可以在有限期限內自行收購企業股份,以阻止外資并購,為此可以考慮在德國的國家政策性銀行“復興信貸銀行”建立一個“國家參股基金”。如果外國投資者對德國的某些高科技企業感興趣,可以暫時由該基金出資參股,避免企業被收購。但是,這只應在避免德國關鍵技術流失的“特例”里采用。至于什么是“非常重要情形”的“特例”,文件并未明確,但舉例表示,對于價值鏈特別重要的環節(如電池生產)以及平臺經濟、人工智能和自主駕駛等,國家的扶持乃至參資是符合“新的國民經濟上的比例適當原則”的。

        戰略文件還特別強調競爭條件的可比較性。為此,如果德國出于總體的政治考慮對市場框架條件的干預帶來了不利于全球競爭的影響,例如能源轉向政策帶來的電價和能源價格的上漲,國家應該可以采取補償措施,這不應被視為補貼。另外,鑒于某些其他國家未實施對等的競爭條件,而使德國及歐洲企業利益受損,因此,戰略文件要求更積極地應對其他國家所引發的競爭扭曲,包括允許在創新領域進行有期限的補貼,加強對來自其他國家的傾銷和對市場主導地位的濫用的應對,并使歐盟內的企業合并變得更為容易。為使以上措施成為可能,需要審查以及必要時修訂德國及歐洲的補貼與競爭法規定。

        戰略文件最后指出,歐盟也需要一項工業戰略,它必須基于歐盟內最重要工業國家的戰略,換言之,戰略文件在謀求將德國的工業戰略及其所包含的秩序政策原則“上傳”至歐盟層面。為此,文件建議,設立一個“工業部長理事會”,負責就歐盟內經濟政策的方方面面進行討論和決策。

        總之,戰略文件首次提出了相互關聯的、以基本考量為導向的國家和歐洲的工業戰略,總體上呈現出“德國優先”的導向,其核心是保持或贏回德國工業的競爭力。文件提出的政策建議包含對內與對外兩個維度。對內方面,核心是“強”,即增強德國在關鍵領域和新興技術領域的競爭力,具體手段是修改德國及歐洲的補貼法和競爭法,以便使國家對企業的補貼、扶持和拯救是合法可操作的。值得注意的是,阿爾特邁爾也想要確保,競爭力不至于過多地承受環境保護與社會保護的負擔。

        雖然他歡迎環保的發展趨勢,如德國繼2022年前退出核電、作出在2038年前退出煤電的決定,但也必須為企業將額外成本降至最低,以保持競爭力;對外方面,核心是“護”,使得德國的高科技企業不至于輕易被外資并購,在推出戰略文件時,阿爾特邁爾專門列舉了德國機器人制造商庫卡被中國美的集團收購的案例。事實上,德國分別于2017年8月和2018年12月兩次修訂《對外經濟條例》,收緊對外資并購的審查、擴大審查的范圍以及降低進行外資并購審查的起始門檻。

        至于戰略文件中提及的“國家參股基金”,德國也已有類似實踐:為了阻止中國國家電網收購德國50赫茲公司的20%股份的計劃,德國政府讓比利時大股東以優先權購買小股東擬出售的20%股權,然后讓它以同樣價格再轉售給屬于德國政府的德國復興信貸銀行。此外,在歐盟層面,德國聯合法國、意大利促使歐盟通過對應的外商投資審查框架。

        戰略文件不僅針對德國的國家產業政策,而是也著眼于促使歐盟采取類似的產業政策,來落實戰略文件所謀求的“強”和“護”兩個維度。就歐洲產業政策而言,在德國和法國的推動下,近年來已經在加強產業政策的協調。例如,從2013年起多國工業部長在“工業之友”(Friends of Industry)框架里就如何確保和提高工業競爭力的看法和舉措進行定期溝通。2018年12月,德國聯邦經濟部部長阿爾特邁爾與法國經濟部部長布魯諾·勒梅爾(Bruno Le Maire)在一份共同的新聞聲明中宣示了共同的產業政策考慮,并在“工業之友”框架里與其他國家發布了一份相應的聯合聲明。在此基礎上,2019年2月19日,兩國經濟部長達成了一份共同的“產業政策宣言”,在這份德法共同宣言中,再次向今年5月歐洲議會選舉后有待成立的新一屆歐盟委員會提出了在歐盟層面制定一部面向2030年遠景的工業戰略文件的要求,宣言為增強歐洲工業提出了具體行動建議,包括有意識地促進關鍵創新、在競爭法等領域創建適當的框架條件以及必要時保護歐洲的關鍵工業的措施。除了微電子,雙方還就建立電池生產的歐洲聯營企業達成了一致。這份宣言認為歐洲工業戰略應基于三根支柱:

        (1)大規模投資于創新,包括設立一項歐洲技術扶持基金、在歐洲創新理事會(EuropeanInnovation Council, EIC)框架里加強歐盟對開發“顛覆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技術的承諾以及力爭成為人工智能領域世界領導者、確保歐洲產生突破性技術和前沿技術的能力,以及確保金融市場支持工業領域的創新活動;

        (2)調整歐盟的規制框架,重點是對現有競爭法進行修訂,具體包括現有合并規定的更新,以及國家行為體臨時在特定時間點在特定領域介入經濟活動的可能性。日前,德國西門子和法國阿爾斯通列車業務的合并案被歐盟委員會以反壟斷、會損害歐洲的競爭為由加以否決,也使德法兩國增強了修訂歐洲競爭法的努力;

        (3)采取有效的保護措施,這方面德法兩國除了要求充分落實歐盟在2019年3月達成的外商投資審查框架,還要求在與第三國的公共采購中設定對等機制,等等。

        《國家工業戰略2030》引發的相關討論
        《國家工業戰略2030》在德國各界引發了熱烈討論。德國總理默克爾總體上支持阿爾特邁爾的主張。她在2019年2月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共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態支持德法兩國謀求建立歐洲電池生產基地的倡議,并表示,在全球競爭背景下,歐洲需要“全球玩家”,為此,歐洲層面在競爭法等領域存在非常顯著的行動需求。但是,默克爾、阿爾特邁爾所在的基民盟內部也有不同聲音,例如,德國聯邦議院外事委員會主席諾伯特·洛特根(基民盟)反對《國家工業戰略2030》,認為它背離了基民盟經濟政策上經過考驗表明成功的“商標內核”,即市場與競爭。

        事實上,阿爾特邁爾在戰略文件中的表態與他剛出任聯邦經濟部長時的政策宣示也完全不同:2018年3月就職時,阿爾特邁爾在聯邦議院發表就職演說,表示要“復興”社會市場經濟,使之成為“德國制造的出口品”,包括出口到新興國家,但他當時強調的是框架條件的可靠性,重點在于市場經濟,以及對中小企業的促進。德國的左翼政黨、包括聯合執政伙伴社民黨對于制定工業戰略和加強國家干預持樂見態度。讓“國家回歸”,這歷來是左翼政黨對數字化等挑戰的回應,例如社民黨不久前提出了“社會國家2025”的計劃。而與基民盟同為右翼的自民黨則對戰略持嚴厲批評態度,認為戰略告別了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甚至是“邁向計劃經濟的危險歧途”。

        德國經濟界協會如德國工業聯合會(BDI)、德國工商大會(DIHK)等對于德國政府在全球不確定性和數字化等挑戰加劇背景下加強對于德國工業區位的關注表示歡迎,認為有關戰略的討論正當其時,但是,對于政府要有選擇地對產業結構進行干預,經濟界表現出強烈的懷疑態度,例如,德國工業聯合會主席迪特·坎普(Dieter Kempf)表示,“國家的職責在于從側面進行陪護、確定正確的導板”,但是,“投資的決定應由經濟界自行做出”;德國工商大會主席史偉哲(Eric Schweitzer)也對國家(政府)越來越多地自視為扮演著企業家和投資掌舵者的角色持懷疑態度,他根據歷史經驗,并不認同政界會比企業更好地了解未來的市場、行業和技術是什么,為此,他要求政府將精力集中在構建更好的區位因素上。與此相反,與左翼政黨立場相同,德國工會支持國家積極作為,促進可持續的結構政策、能源政策和產業政策,而不是把必要的構建權完全留給市場力量。

        德國學術界總體對戰略文件所包含的干預性產業政策進行了嚴厲批判,指責阿爾特邁爾在依靠計劃經濟元素運行國民經濟。德國經濟界“五賢人”中的四位——維蘭德(Volker Wieland)、施納貝爾(Isabell Schnabel)、施密特(Christoph M. Schmidt)和菲爾德(Lars P. Feld)——在德國《世界報》撰文,批評阿爾特邁爾的產業政策是錯誤的戰略轉向,認為德國政府應放棄推行國家主導型產業政策,原因是,政府幾乎不可能對未來技術發展狀況和需求變化有可靠的知識和準確的認識,因此,無法自行確證哪些是面向未來的技術、企業或產業,而是應依賴于國民經濟中各個行為體分散的知識和個體的行動。

        但是,德國學術界也有學者對阿爾特邁爾的(部分)建議表現出理解,例如,科隆德國經濟研究所所長米夏埃爾·許特(Michael Hüther)表示,單純從市場經濟理論出發,他是反對建立國家龍頭企業的,但是,面對來自像中國“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的挑戰,情況則有所不同,關鍵是扶持的的確是對一國的經濟基礎設施根本性的東西;還有學者認為,阿爾特邁爾主張國家推行積極的產業政策的角色鑒于日益嚴峻的全球競爭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是沒有風險的,具體而言,阿爾特邁爾要求審核歐洲與德國的競爭法的要求是有意義的和必要的,但是,給予特定的大集團公司存續保障,或者讓國家在特例情況下參股企業,這都違背了秩序政策原則。

        總體上,德國各界對于產業政策究竟是無效的國家干預還是面向未來的選項,有著不同的看法,但是,總體上對于國家干預的增強持高度警惕的態度。阿爾特邁爾為了論證自己的建議是與社會市場經濟的宗旨相一致的,他在戰略文件前言中花了較大篇幅,援引“社會市場經濟之父”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主張。但是,這一邏輯自洽的證明并未得到學者們的認同,例如,路德維希·艾哈德基金會的一位學者撰文稱,雖然阿爾特邁爾把自己展現為市場經濟以及艾哈德的追隨者,但事實上,“從沒有任何一位經濟部長如此明目張膽地背離社會市場經濟的理念”。

        面對來自方方面面的批評,阿爾特邁爾的立場有所回縮,他反駁說,建立德國或歐洲龍頭企業的倡議必須來自企業,而不是國家。他也駁回了有關他視國家為更好的企業主的指責:“國家只能推動,給予啟動資助。投資必須來自私營經濟界”,但德國必須如此設計框架條件,“以便我們能動員更多的私人資本”。

        正如阿爾特邁爾所言,這份戰略文件是一份討論文件,接下來,他將與德國國民經濟的各個行為體就國家工業戰略展開討論,在此基礎上,形成聯邦政府的最終文件。鑒于德國國內對于國家干預的保留態度,預計阿爾特邁爾無法在最終文件中徹底貫徹自己的國家干預主張,但是,德國未來在某種程度推行積極的產業政策,這是大概率的事情,而且,德國也會繼續謀求將自己本國層面的工業戰略,“上傳”到歐盟層面,以便在歐盟層面整合力量,以應對全球挑戰。

        《國家工業戰略2030》對我國的啟示
        首先,《國家工業戰略2030》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而推出的,在德國國內,有觀點認為《國家工業戰略2030》是在效法中國的“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做法”。但是,戰略文件中對我國的經濟體制存在明顯誤讀,例如文件反復使用的是“國家主導型經濟體制”或“國家主導型產業政策”的概念,但事實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與此同時,強調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互為補充的。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本身是一條介于計劃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之間的中間道路,但是,正如圍繞《國家工業戰略2030》討論所顯現出來的,各行為體很容易從自身所代表的當事人立場走向極端,而無法處理好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之間的關系。在我國,在過去的五年多時間里,圍繞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這一核心問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全方位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不斷取得突破,但是,對于政府和市場之間關系的探索仍需要繼續推進。目前,我國為了實現重大科技創新,積極探索建立新型“舉國體制”,與傳統“舉國體制”相比,新型“舉國體制”更加注重發揮市場的資源優化配置作用,也更加注重激發科技主體的創新活力。

        其次,德國圍繞產業政策的討論也表明,根本的問題并不在于是否需要國家的產業政策,而是這樣的產業政策應如何設計以及其限度何在。國家必要的干預不應破壞各個市場參與者的自主決策,而是應該通過創新促進等措施改善市場經濟的宏觀條件。換言之,我國在制定產業政策時,也需要拿捏,如何讓產業政策同競爭政策融為一體,使兩者協調發揮作用。在此,德國“五賢人”中四位在《世界報》的署名文章列出的良好產業政策的三個要素也是值得我們借鑒和思考的:一是它應該通過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政策為創新以及企業行為創造適當的框架條件,其中包括提供良好的有形基礎設施、保障良好運作的競爭體制和精簡的規制體系;二是它應創造條件,促成新知識的密集而又成功的發現過程,尤其是要增強教育、研究與知識轉移之間的“三重奏”;三是國家的扶持應有意識地放在強大的外部效應——因為發現過程的費用直接落在實施的行為體身上,而其成果卻是為大家共享的——阻礙所希望的企業投入的地方,例如國家對應用型基礎研究或競爭前企業研究的促進。

        第三,《國家工業戰略2030》提出要將德國工業占比提高到25%,且不論這個目標究竟有多大合理性,但是,從中可以看出,在如今以“工業4.0”為代表的數字化時代,德國仍然在維護乃至增強工業優勢。事實上,德國從未放棄過其工業的中心地位,未像其他發達國家走過“去工業化”的歧路,哪怕是20世紀90年代末、21世紀初的新經濟和互聯網泡沫(Dotcom)時期,德國工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仍在20%以上。德國工業、尤其是制造業的強勢確保了德國經濟的全球競爭力,因此,我國應借鑒德國經驗,大力發展實體經濟,加快建設制造強國,進一步推動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但是,必須看到,《國家工業戰略2030》僅聚焦工業,卻未提及同樣非常具有德國特色的、與第二產業緊密聯系的第三產業,即貼近工業的服務業。此外,戰略文件將重點放在龍頭企業的扶植上,而忽視了對德國國民經濟、包括德國工業具有重要作用的中小企業——在德國,中小企業占企業總數的99.3%、從業人數占60.2%、營業額占比為33.5%(2011年數據),這種偏頗是我國有關部門在出臺相關產業政策時應加以避免的。

        最后,《國家工業戰略2030》強調要增強或保護的產業既包括具有傳統優勢的關鍵工業領域,還有代表著基礎創新的未來技術領域。這表明,德國不僅把眼光著眼于未來,而且也很現實地強調要保住現有的工業優勢。另外,德國特別突出不能從“規則制定者”淪落為“規則接受者”,這也啟示我們,要更多地獲取和提升在全球工業領域的規則制定權。德國聯邦經濟部的戰略文件還特別強調價值鏈的意識,縱然對電池生產于德國的汽車工業價值鏈是否具有戰略意涵,在德國國內有爭論,但是,“中興事件”暴露出我國在芯片自主生產上的短板,這促使我們要從價值鏈視角謀劃產業的發展。

        (作者:同濟大學教授、同濟大學德國問題研究所、歐盟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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